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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片人王万兵:电影《狐步舞》战争的代价就是父债子偿!

2018-08-01 10:51

  9年前的威尼斯电影节上,评审团主席李安把最高荣誉授予了塞缪尔·毛茨,一个初出茅庐的以色列导演,他凭借处女作《黎巴嫩》中的独特视角和反战立场,在一众名导大师中“意外”斩获了金狮奖。“他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全都融入到这部作品中了,真不知道他以后还能拍什么?”李安在颁奖后不禁感慨,既是对毛茨的肯定,也是对他的期待——切莫把才华一口气全都耗尽,成了呼啸而过的流星。

  整整等了八年,毛茨终于带着他的第二部作品《狐步舞》回到了威尼斯,再次获得评审团大奖,证明他的才华还在。同样是战争背景,同样植根于他熟悉的祖国以色列,独特的中东地缘和家族史,讲述了一个绕不开的悲剧故事。在死亡的宿命论中带上了黑色幽默,荒诞取代了宗教,人道和亲情永远是国家行动的牺牲品。毛茨用最标准的古希腊三段式来建构这个“父与子”的寓言故事,场景从父母的公寓到儿子的哨所,最后又回到父母的公寓,结构工整、叙述稳健,又不乏灵巧的伏笔。这种结构也与电影的片名《狐步舞》相呼应,家中的父亲还颇有耐心地做了解释和示范:向前,向右,向后,最后回到原点,仿佛轮回。

  在电影的时空上,这个原点就是死亡的不期而至,横跨了20年的循环,终于在父亲的忏悔中再次印证。当负责报丧的军官出现在门口时,整个家庭笼罩在悲痛之中,然而这一切在军方看来不过是流程的一部分罢了。给母亲娴熟地打镇静剂,提醒父亲定期喝水,在他们眼中,给牺牲士兵的家属善后,就同处理被误杀的平民一样,冷静、高效,不带一丝情感。可故事的荒诞就在于,狐步舞的第二步并非继续前进,而是平移反转,儿子乔纳森的死讯是个误报,他本人还在边境的小哨所里执勤,并不知道远在家乡的父母经历了一场从大悲到大喜的情感过山车。

  影片中还有处细节颇具意味——当得知是误报后,清醒后的母亲反复安慰“死的不是他,不是乔纳森”,这奇怪的表述方式更像是导演在提醒观众:虽然这个乔纳森还活着,但死了另一个乔纳森,另一个士兵,另一个家庭的孩子。这就把对战争的控诉上升到了更广泛的人道层面,在畸形的恐惧控制下,再无辜的人都会成为牺牲品。事实上乔纳森最后也并没有逃脱命运,他不过是延迟了父亲的自责,用母亲的回忆来解释的线年前就不该来到这个世界,死亡与出生的轮回,也是对原点的另一重解释。

  离开逼仄的室内空间,来到空旷的荒漠哨所,影片中的第二段落,“狐步舞第二步”展开得就像是个平行世界。眼前四个年轻的小兵,仿佛就是《黎巴嫩》里的坦克组,同样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,却因为突然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,在战争的高压下变得扭曲。士兵端着枪跳舞的一幕,漫画中母体的召唤,都让人想起阿里·福尔曼的那部动画片《和巴舍尔跳华尔兹》。事实上这三部以色列电影之间有种奇妙的联系和继承,《华尔兹》里的“我”就像是《狐步舞》里的父亲,《黎巴嫩》里的炮手,回忆行军途中遭受的突袭,也想起了自己第一次如何杀人。而下一代以色列人又在重复父辈的错误,对平民的误杀哪怕再残忍、再荒谬,都有站在他们身后的军方负责善后,个人貌似不用负任何责任。刚才还是鲜活的少女,转眼就被打成了筛子(《华尔兹》中有完全一样的画面),被巨大的铲车埋在了土坑里,成了笔记本上最后的一页漫画。

  面对这藐视生命的冷酷语境,毛茨采用一种荒诞的、“虚无主义”的方式来消解。代表崇高信仰的《圣经》,被父亲偷偷换成了色情杂志,胸口上的十字帖,变成了欲望的封印,压制在一代代以色列人的内心深处,成了他们永远逃不出的樊笼。

  毛茨曾坦诚,拍这部《狐步舞》的缘起是与女儿擦肩而过的,而他与福尔曼都是真正经历过战争,曾在黎巴嫩手染鲜血的“小兵”,如今的反战立场既是人道主义的苏醒,也是战后作为一个普通人、一个父亲的自责和缅怀。在电影中多次出现的俯视镜头,跳出喧嚣的凝望,又何尝不是从“上帝”的高度去审视这些凡人——这个世界本就不需要炮火,假如真有生死轮回的起点,一只骆驼就足够了。